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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粉阴霾下的家庭悲剧(组图)

  61岁的崔老太在西安城墙东南的太乙路开了一间商店,店面总面积不到5平方米。一个油漆剥落的玻璃柜台挤占去大半个店,柜台里摆了些香烟、打火机、口香糖等小件物品,柜台后面的壁橱上稀稀拉拉立着几瓶低价本地酒。商店原来生意尚好,年前随着太乙路十字改造架桥后,从此经过的机动车多了,行人少了,崔老太终日看着店里不多的几样货物,几经落上尘土,又几经细细擦拭,也难盼到一两名顾客。

  这些年来,崔老太硬是靠着这个商店和自己每月420元的退休金养活了8口之家。其他7人当中,有两名不足10岁的孩子,有两名年近30岁的女子,还有3名30岁以上的壮年男子。这5个成年人终日游手好闲,无所事事,吸毒成性,他们分别是崔老太的3个儿子,1个女儿,1个儿媳。

  5月27日那天,阳光明媚得耀眼,记者于早晨10时左右来到崔老太商店时,她已经把店里店外打扫了一遍。店里除过一条进出里屋的通道,就是柜台与壁橱之间相距不足两尺的空间,崔老太利用这个空间就地铺了小褥子,未满1岁的小孙女坐在褥子上,6岁的孙子把奶瓶递到她嘴边,她赶紧咬住奶嘴吮吸起来,小脸上慢慢绽出心满意足的笑。

  崔老太一边要照顾两个孩子,一边还要打理生意,除此而外,由于屋里没引来水管,每天清晨她必须去楼内一间水房提水,提水时,她抱着孙女,步履沉重蹒跚。一日三餐也需她亲自动手,她搂着孩子,在狭窄的厨房里挪动着虚弱的身体。厨房低矮,闷热如蒸笼,孩子憋闷得不住地哭喊,泪水、汗水迅速湿透了两个人的衣服。

  惟独孙子勉强能给崔老太替替手,比如店里香烟断货了,崔老太拿不出资金一次进一整条,就让孙子到附近的烟店去买回一两盒补足货源,除此而外,在崔老太忙家务时,他还可以坐在店里的高脚椅上帮忙看看店。

  年迈体衰,患有疾病,眼看已到风烛残年,却不能休息片刻颐养天年,尽管如此,崔老太说起自己的苦难时,也不愿多提一句儿女们的事。

  “唉,我们家整个都颠倒过来了,本来该我们养活妈的,现在却成了她养活我们一屋大小。”二儿子孙政远今年36岁,他吸毒多年,疾病缠身,听母亲说起家里的状况,他虽蹲在地上一动不动,泪水却从眼眶里一个劲儿往出涌。

  孙政远告诉记者,哥哥孙政普于两个月前因吸毒被警方带走,现正在西安市戒毒所强制戒毒。“以前,哥哥和嫂子都在家里吃饭,去年嫂子跑了,就剩下弟弟、妹妹和我经常回来吃饭,店里生意又不咋样,一家人就靠妈那点退休金过日子。”孙政远的弟弟34岁,妹妹28岁,沉溺于吸毒,都未结婚,都无工作,孙政普的妻子先后生下两个孩子,吸毒成性让她忘记了一名母亲的责任,她丢下尚在襁褓的女儿离家出走近一年了。

  8口之家5人吸毒,这实在是这个大家庭的悲哀和不幸。事实上,从孙政普他们第一次打着打火机,熏烤锡纸,在悠悠升腾的白烟中之时,老父老母已经开始步入人间炼狱,从此万劫不复。

  “咋不逼,为了买毒品,我们跪在妈面前,她不给钱,我们就拿砖头砸自己的头,拿刀片划自己的脸,几次都差点让她背过气去。我哥有时候还撬柜子,实在没办法,我们就从店里拿烟拿酒去卖。”孙政远说起那些几近疯狂的“逼钱”经历时几乎不能相信这是他跟兄弟们一起做出来的事情。

  在西安市戒毒所见到孙政普时,他正在所里组织的演讲比赛上痛陈自己的吸毒史。在见面室,孙政普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就是:“我对不起我妈,对不起孩子,更对不起我死去的父亲,是我活活把他气死的。”

  1989年,他因偶然的原因试着吸了一次白粉。可吸过这一口后,他就沾染上了毒瘾。“当时我们家经济条件还算好,父亲看我没职业,就给了我两万元,打算让我做点生意。结果,我拿来全部吸毒了,天天买毒品,不到两个月时间,把钱全部吸光。后来,为了筹措毒资,我们几个伙计一合计,就去抢赌场,结果抢的时候,捅了一个人,我被判刑11年。”

  孙政普服刑是在陕北姚家坡农场。尽管路途遥远,父亲每个月都坚持去看他,“从车站到我那里有20多里路不通车,父亲每次都租一辆自行车,骑到时汗水把他衣服都湿透了。”

  然而,父亲的一片苦心换来的是孙政普变本加厉地吸毒,“1997年,我减刑出狱了,那时父母已经退休,他们把商店交给我经营,那一阵子生意好,我记得每过一两个月,就能往银行存上四五千元,可是我戒不了毒瘾,仍然天天背着父母吸,那年夏天,父亲还是知道了,气得他浑身打颤,他本来打算骂我,可能觉得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,就摔了句‘你已经没救了’,从此以后再没管过我。”

  少了父母管辖,孙政普乐得清闲,1997年8月份的一天中午,他在床上躺着,一位“毒友”来找他,邀约他出去“寻点东西耍”,就在这时候,父亲闯进来,看见“毒友”,开口便骂。“本来那阵也没钱,他约我,我就拒绝了,说自己正戒瘾呢,不想出去,可是父亲当着我面骂朋友,我觉得他是在给我难堪,我心头的火一下就冒起来,当即就顶了父亲几句,然后摔门就走,我跟他赌气说我现在马上就出去吸毒。”

  孙政普如此做法,让尚怀一丝希望的老父亲彻底绝望,第二天中午,正吃饭的时候,他发现父亲有些异样,“我看见他端着空碗不盛饭,在屋里一个劲打转转,我问他咋了,他没理我,仔细一看他脸色已经不好了,我们赶紧把他送到医院,一检查,是脑溢血,我知道这都是给气出来的。”

  父亲住院期间,由孙政普和弟弟共同看护,“唉,那阵我们简直疯了,我们藏在医院厕所吸,通常都是他过完瘾进来替我,我又去吸。”

  孙政普抱头痛哭,“父亲住院,我们没拿一分钱,住了两个多月后,花光了他的全部积蓄,我们也没办法,只好出院,不久,他就走了。”他泣不成声,表情痛苦,脸部扭曲,“是我,是我把父亲活活气死的。”

  西安街头的老百姓说:“摊上吸毒的儿女,父母这辈子就变牛马了。”那么,摊上吸毒的父母,儿女们将会遭遇怎样的苦难呢?

  “摊上吸毒的父母,娃们就成了没妈没爸的孤儿了。”崔老太在一张小凳上坐着,怀里搂着不到1岁的孙女。说起孩子,她就没完没了地流泪:“可怜哪!正是要人疼的时候,爸妈没一个在身边。她妈生下她才一个月,就跑得音信全无。”

  崔老太把孙子拉过来,撩开他的衣服,指着背上青紫的伤痕,“你们看,身上到处都是伤,都是出去让人给打的,人家欺负他没有爸妈。”

  孙女尚不知人事,在她模模糊糊的记忆里可能还没留下父母的影子,孙子则早早变得忧郁沉默了。“他知道他现在没有爸妈,平常沉默寡言,好像自己低人一等的样子。有时他还在梦里喊呢,喊爸爸妈妈,喊一阵,也没人理他,他咂着嘴又不声张了。”

  事实上,除了没有爸爸和妈妈,两个可怜的孩子至今连户口都没有。用孙政普的话说,“这都是我跟媳妇造成的”。“儿子的户口当时疏忽了,没报上,女儿当时是在医院生的,我跟她妈都吸毒,哪有钱,到现在还欠人家医院2000多元费用,所以医院连出生证都没给开。”

  儿子已经6岁了,正值上学的年龄,如果户口再报不上,就上不了学。“就是报上户口了,能去上学,我们也上不起啊!再说,谁来照顾他呢?我60多岁的人了,又是一身病,不知道还能活几年光景呢。”崔老太一遍遍抚摸着孩子的头,禁不住老泪纵横。

  “女儿是去年6月26日(国际禁毒日)出生的,出生之后,身体本来就弱,由于没有出生证,防疫站不给打疫苗。”孙政普说,他在戒毒所最担心的就是女儿的身体,“我就怕她出事。”

  孙政普强制戒毒已经两个多月了,现在他的身体正在逐步恢复强壮。另一方面,由于管教民警让他负责一部分吸毒人员的思想行为状况记录工作,他从中找到了“做人”的感觉,“每天都要记这些人的情况,他们(民警)看得很细,我工作也做得很细。”孙政普说,他觉得他又找到一些自信,觉得自己还是个有用的人,“我会好好表现,尽量早出去,出去做点对母亲、儿女有益的事。”

  孙政远身患疾病,虽多次被警方抓获,按规定却无法送戒,但他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不再吸毒了,“你看我们这个家,现在成啥了,哥哥一走,我就去朋友家自戒,反正也没钱,就硬扛。你看你看,现在手上没有一个新针眼,原先我还从脖子上注射,现在脖子上也没有针眼了。”孙政远解开袖子上的纽扣,露出干瘦的手臂给记者看。

  据说,孙政远的弟弟和妹妹最近还经常回家吃饭,但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外面生活的情况。

  目前,尽管老大和老二正努力戒毒,但对这个家,我们似乎还没有办法设想他们彻底走出毒品阴霾后的美好生活。“不管咋说,娃是无辜的,不能让孩子再受这毒品的苦啊。”崔老太轻轻拍打着孙女,孙女已渐入梦乡,鼻息轻柔,孙子已经在店里的高脚椅上坐了多时,他认认真真地照看着店面,店里生意冷清,照此下去,他下半年开学的学费无论如何都难筹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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